达尔富尔种族冲突，是整个非洲种族冲突的一个缩影。当今非洲的种族冲突，主要源于殖民地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这些矛盾，说来说去，不外乎争权夺利。不过，这些窝里斗，既有人心不齐的原因，又有外力扰攘的因素。
纵观整个非洲大陆，部族多如牛毛，各国政府登记在册并予公布的有七百多个，由于非洲许多地方人迹罕至，难以精确统计，所以又有人甚至估计部族至少在两千个以上。在上世纪曾经风靡一时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非洲国家出现了众多政党。非洲国家脱离宗主国殖民统治后，这些以部族为依托的政党，无不设法为本部族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无法形成更有效率的中央集权经济。许多非洲国家在接受西方国家援助的同时，付出推行西方模式“多党民主”的代价，结果形成弱政府格局，又加剧了低效、无序管理的恶性循环。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约有八十个部族混居，愈穷愈斗，愈斗愈穷。所谓达尔富尔危机，指的是二○○三年二月，当地的黑人居民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爆发流血冲突，迄今已有二十多万人丧生，超过三百五十万人依靠国际救济。鉴于苏丹长贫难顾、长乱难治，联合国安理会两年多前通过议案，要求苏丹政府阻止冲突，否则将制裁苏丹。苏丹政府平乱乏力，联合国去年决定派遣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却被苏丹政府拒绝，理由是进驻非洲以外国家军队妨碍苏丹主权。如何化解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举世颇为瞩目。
中国拥有将近苏丹八成石油产量的重大利益。北京如何对待联合国制裁苏丹，素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安理会两年前议决制裁苏丹案时，中国、俄罗斯反对制裁，中国由于利害攸关，出头声称要运用否决权，最后在美国压力下投下了弃权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后，苏丹面临制裁。最近，中国通过贸易关系向苏丹施加影响力，游说苏丹政府接受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组成的维和部队驻扎达尔富尔。由庙堂的折冲樽俎到江湖的手腕斡旋，在在显示北京的外交政策出现由“不出头”到“出头”的新变化。
一方面，中国自从世界冷战结束后，外交方面长期奉行“不出头”的韬光养晦策略，如今牵头斡旋朝核问题与达尔富尔，虽然都有受到美国委托的因素，但是前者涉及自身安全利益，后者涉及自身石油利益，又显示出中国国家利益的半径已经超越周边概念。中国因为反对制裁苏丹敢于声言要运用联合国否决权，最近中国官员破例公开批评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前后对比，又显示出逐渐强势介入国际事务的趋势。这种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壮大国力以后底气更足。
另一方面，中共建政以后，为了拉选票争回联合国席位，不遗余力援助非洲。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四年访问亚非十四国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有效降低了非洲接纳北京的心理门坎。此后，由于北京疏财济贫，不惜国民撑到裤穿窿，长期穷帮穷，俨然成为非洲穷哥们信服的“山大王”。中国这次通过贸易关系向苏丹施加影响力，规劝非洲穷国不要拿鸡蛋硬碰石头，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向达尔富尔掷下四千万元人民币的新一轮物资援助，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还涉及到外援“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底线，难免会抬高今后继续进入非洲的门坎。
北京外交策略由“不出头”转变到“出头”，利弊互见。利在于因为发挥作用而在国际事务方面作出新贡献，同时长了大国面子，华人脸上也多沾点光；弊在于容易引火烧身。且不说中国介入苏丹困局涉及美国的石油利益，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叫板之后，美国状告中国贸易补贴闹到WTO，又叫停中美太空合作计划，就显见中美之间的摩擦亦有所加深。中国过去只在乎和非洲穷哥们“见面握握手，投票举举手”，纵然多花几个血汗钱亦似乎在所不惜，更不会自寻烦恼去过问他人如何治国持家，因此进入非洲的口碑颇佳。时移势易，如今向苏丹施压，难免对方产生不悦。而且，随着有愈来愈多中国国企走进非洲，中非摩擦难免会日渐见多。二○○六年中非经贸高潮迭起，中国外援的工人在国外也随之屡屡遭到绑架，付出了不少血的代价，就是值得注意的苗头。
北京外交政策在经历声援、金援、经贸合作等不同侧重点的发展之后，出现由“不出头”到“出头”的策略转变，也随之遇到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且看，北京计将安出？
